让·雅克·卢梭在其杰作《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称，最初的人生活在“自然状态”下，无不平等现象存在，人们对不平等没什么感受。随着文明的到来，不平等出现了。文明先表现为人的能力的开发和思想的进步，接着表现为私有制和法律的建立，前者使不平等成为可能，后者使之稳定和合法。

做人类学，要追求在文化上返璞归真，于是我们不免要受“自然状态”意象的魅惑，也正是因此，大师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才称颂卢梭为“人的科学的奠基人”。

卢梭的人类史叙述，暗含的观点固然没那么简单，然而必须承认，它简直就是伊甸园神话的翻版。它也假设人原本童真，自在地享受着幸福生活。人之恶，不是本性的花果，而是来自外部，如伊甸园神话所述，来自他们不慎吃了的分辨善恶树的果子。这个果子给人智力上的进步，使人脱离了他们原来的天真无邪状态，进入需要产权和法律等“他律”来加以规范的相争时代。

卢梭叙述针对的是霍布斯一六五一年在所著《利维坦》中提出的政治哲学观点。后者认为，人生性好斗，“自然人”（即后世人类学家笔下的“原始人”“野蛮人”）的习性是最好的说明。文明的主要机制是司法，这机制含有不平等属性，但这机制是为了止息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而设的，有其合理性。而卢梭则认为：“为人为权利所认可的伦理上的不平等，只要它和生理上的不平等不相称，就违反了自然权力。”

堕落抑或进步
“自然状态”是则政治寓言。然而，两个多世纪以来，它却被当成人类史的真知延伸着。

以卢梭传人自居的列维-斯特劳斯所做的“冷社会”与“热社会”之分，便是一个微妙的例子。而考古学家柴尔德（Gordon Childe）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起积累的一系列成果，则无疑是其“显灵”的媒介。

柴尔德广搜物质文明史证据，新石器时代，人驯化了某些动植物，由此，我们的祖先“从渔猎到游牧，从游牧到耕稼”（梁启超语），启动了“农业革命”（或“新石器时代革命”）。这一“革命”导致人从不会生产生存所需东西的觅食者（狩猎-采集者），转变为能生产食物的农牧人。此后，基于此，“城市革命”得以爆发，人迈上了文明的不归路。与仅需觅食、没有不平等的初民相对照，农牧人和城市人因居住密度得以提高，产生了区分社会等级的需要。他们因文明进步而离其“自然状态”越来越远，相互之间的等级鸿沟日益加深，作为结果，为了生活，文明人比野蛮人面对着越来越多的不公。

柴尔德的考古学物质文明“革命论”与既存思想有关。十七世纪之后的漫长岁月里，科学一脉的西方学者持续信奉进化史观，他们还围绕着这一史观进行“派斗”。其中一派（卢梭的追随者）将我们身后的历史当作不幸之源，视“自然状态”为理想，另一派（霍布斯的追随者）则将不平等当成文明的必要不幸看待，相信如果没有不平等的力量控制，性本恶的人便不会有仁义；一派怀恋“原始无政府状态”，以其为价值，否定数千年文明史的不平等性，由此制造和维系某种业已成为全球习俗信仰的“政治正确”，另一派或对文明的必要不幸有所认知，或对此失去知觉，沉浸于对于文明进程的反复伸张中。

在柴尔德落笔书写之前，人类学界也已沿着“原始社会”是否有不平等现象这一问题提出了各种见解。这个行当的英格兰奠基者倾向于把原始人描绘成能在思想上区分上下等次的存在者，而其苏格兰同类则大多把同一类人描绘成按一定自然节律享受着集体欢愉的“仁者”。

当柴尔德酝酿着各种有关“文明曙光”的考古学论著之时，英吉利海峡两岸的人类学家们也正各自进行着与不平等的起源有关的研究。西岸的人类学家们在自然的美拉尼西亚岛民和无政府的非洲部落人中寻觅着相对平等的原始社会，而东岸自称为社会学家和民族学家的法兰西学派则致力于赋予这一类社会和与之相近的美洲印第安人社会某种等级复杂性。不久之后，在海峡的一边，无政府而有秩序的努尔人形象突现，十多年后，在另一边，则兴许是因其提出者与其导师一样，精神上是卢梭传人，政治上却像霍布斯，“阶序人”冒了头，此外，作为二者交流的产物，西岸在此前也曾出现一种颇为中庸善变的“钟摆理论”。

人类学解释的多样化，本可降低柴尔德那个直截了当的考古学解释之传播速度。然而同一个时期，人类学自己出自对“最早的人”的状况之兴趣，对俾格米人、布须曼人等狩猎采集者展开了更集中的田野调查。由于与“自然状态”的意象紧密勾连着，这些研究搭了知名概念的便车，成功地出了圈。随后，它使人相信，由于在95%的历史时间里，人都生活在觅食者的状态中，因而，当代世界的边缘人（狩猎采集者）才是旧石器时代的核心人，对其研究，意义远比对那些来自食物生产社会的人类学解释大得多。